崇阳苏区的土地革命及各项建设（一）

苏区的土地革命

1932年1月恢复后的中共蒲圻中心县委，指导崇阳、嘉鱼和临湘3县的工作。2月，蒲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枫桥田家祠堂召开，与会代表103名。大会选举杨绍震为主席、胡天云为副主席。大会决定：接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加强武装建设，坚决巩固扩大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开展经济工作，筹办合作社；开展与白军的群众斗争，争取白军投降；进一步加强妇女、工会、共青团的领导等。会后，蒲圻中心县委和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省委的文件和法令，指导各县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

崇阳县在土地革命前，凡沿河畔好田地及山区的好山林，绝大多数都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和官僚占有。据1926年农运领导的调查，内洲、佛岭、河田3个自然村，319户，耕地1968.28亩，其中仅占户数7.2%的23户地主就占有耕地1184.51亩，占总面积的60%。东堡大地主汪玉彰，有田地6000余亩，遍及东堡、高堤、塘口等地，年收租谷1万余石；有山林数百顷；房屋、庄园占地20余亩。县城关的工商业兼地主陈新廉（陈永庆之子），不仅在县城有铺面房48栋，在武汉有房子3栋，乡下还有水田5000余亩，遍及华陂、肥田、汤田、鹿门、河坪、雷骆、沙坪、白霓等地，年收租谷1万余石。由于大量土地集中在豪绅地主手里，多数农民只能靠租田、借债和打短工、卖长工度日。这些豪绅地主之所以富甲全县，靠的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一是地租剥削，二是高利贷剥削，三是趁火打劫，四是欺行霸市。广大农民在重租高利的盘剥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有的被逼得家破人亡。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根源，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崇阳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上级党政指导下，发动和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满足广大农民拥有土地的期盼，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1930年2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就向全区发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通告。通告指出：“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农村革命路线的内容，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常常动摇妥协以致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地反对富农。”^①这一指示，执行的是“依靠贫雇，团结中农，反对地富”的政策。分配土地时，明确规定，红军家属分好田好地，富农和没有逃亡的豪绅地主家属不分田，或分坏田、远田，将豪绅、地主、富农的好房子没收，分给贫雇农住。10月，崇阳县苏维埃政府据此指示，颁布了《土地法》，在全县各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

崇阳苏区的土地革命先后开展过3次。第一次是1930年10月至1931年底，以三山源为中心的崇阳苏区，在三山、洪下、桂花泉、小沙坪、高枧等地开展了土地革命，约有6万人分得了土地、山林。第二次是1932年冬到1934年，以八斗山为中心的湘鄂边县和咸蒲崇通县及修武崇通县的崇阳边境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第三次是1935年1至5月，以金塘为中心的苏区，在中共寿昌县委和寿昌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掀起土改运动的高潮。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县设土地部，区、乡设土地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土地革命工作。各地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在人口居住较集中、田地较多的地区，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田地；在人稀田少的山区，多以小组为单位分配茶园山地。其步骤大体分3步：第一步，宣传政策，登记户数人口，清查田地山林面积，划分阶级成分，并由土地革命委员会向群众出榜公布。第二步，发动群众清理和没收豪绅和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钱物、粮食五大财产，烧毁田契、债条和账簿。第三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方案。具体分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只没收逃亡地主、豪绅、族氏公有的田地、房产、茶园、山林，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采用这种方法的较为普遍；另一种是把所有田地、山林、茶园清查造册，按人口平均分配。方案确定后，由土地革命委员会人员插标定界。标牌上把姓名、分得数量、四至界线写得清清楚楚，并造具名册备查。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各级苏维埃政府加强了保卫工作，对破坏土地革命负隅顽抗的土豪劣绅，由农会进行镇压。先后镇压了金南甲、姜丙南等50多个土豪劣绅。小茶坑逃亡到羊楼洞的豪绅吴炳焕，破口大骂共产党，并依仗羊楼洞的反动势力，对分得了他家财产的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塔坳区苏维埃游击队将吴炳焕从羊楼洞抓回，交群众公审后就地镇压。

通过土地革命，全县有2.14万多户、9.54万多人分得了田地、茶山18.2万余亩，分别占全县4万多户、17万多人口中的53%和56%。仅双港境内，就有790多户、3700人共分得田地2160亩，占当地田地总数的58.4%；分得茶山2700亩，占当地茶山总数2830亩的95.5%。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情不自禁地把土地改革编成歌谣到处传唱：

贫苦农友们，大家把田分，

多谢共产党，恩情海样深。

成立苏维埃，穷人喜心怀，

打倒土豪和劣绅，土地回家来。

土地革命运动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土地分配上出现不少问题。在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中，一方面苏维埃政府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虽然让大多数农民满意，但侵犯了自耕农的利益，使自耕农对土地革命心怀不满，不利于组成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分配土地和反富农斗争中，大部分走上了消灭富农、动摇中农“左”倾危险道路。第二次开展土地革命时，根据中共湘鄂赣特委及湘鄂赣省委的指示精神，纠正了第一次强调按人口分配土地与执行反富农路线等一些错误的做法，但此次土地革命仍没有打破乡组界线，在土地分配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也有少数干部办事不公，自己和亲属得好田，群众得劣田。

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接着开展的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得以解决。土地革命中尽管出现过一些“左”倾错误，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破了2000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关系，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无不欢欣鼓舞。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壬申癸酉不平常，红军保我把家当，

分田分地分茶山，穷苦百姓得衣粮，

爷崽世代常思念，千恩万谢共产党。

^{①《湘鄂赣边特委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目前农运的任务和工作路线》，1930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