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恪恭

胡恪恭(1916-1987)，又名天禄，崇阳县石城学官畈人。先后入省立初、高级中学就读，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湖北省战时乡村促进会助理干事。1938年4月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在红（黄）安七里坪开办的训练班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抗大学习。参加八路军后，历任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团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中原突围后，任新四军旅副政治委员和均、郧、房中心县委副书记、县长，并先后兼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和总队队长、独立营教导员等职，当年12月在敌人的围剿中受伤掉队。1947年9月被国民党军抓捕，押到武汉行营，经保释出狱。1948年8月奉中共江汉区委三地委城市工作部指示回到崇阳县作国民党自卫团的策反工作成功，崇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交通厅民间运输管理局秘书、科长、运输处长、副局长等职。

1987年9月22日病逝，享年71岁。

一

胡恪恭于1916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二十）出生在崇阳县石城学官畈（今石城镇方一村十组）的富户家庭。1930年入湖北省立中学读初中，1933年秋考入省立高级中学。从闭塞山乡到九省通衢的武汉，他眼界顿为寥廓；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书刊的阅读，使他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此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年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不断发动内战；日军侵占东北，民族危机加深，学生爱国运动兴起。胡恪恭热血沸腾，积极投入，成为运动中的骨干。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胡恪恭与同学何功伟①等首先响应，积极行动。他们刻钢板、印油印、发传单，深入各校联络，将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12月20日，两万余名学生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当省政府命令停止轮渡、阻止学生活动时，武昌学生聚集在建设厅门前请愿，要求恢复轮渡。下午4时，学生没吃没喝，大部分陆续散去。这时，胡恪恭和同寝室的几位同学到各校重新发动！天黑时，学生又复聚集，通宵达旦，群情激愤，砸毁省政府招牌和门前哨兵岗亭，撞击省政府大门。直至第二天省政府派教育厅长程其保、高中学生集训总队长阮齐和省警察局长蔡孟坚等与学生谈判，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游行示威才结束。

1936年春，武汉学联组织下乡宣传活动，胡恪恭同宣讲团到葛店地区宣传。4月，省政府与武汉警备司令部会衔布告：“奉行政院命令，‘学联’受共产党操纵，宣布解散”。胡恪恭与何功伟等又秘密组织武汉学生救国团继续行动，纪念“五卅”，进行全市性的活动，震动三镇。6月，日寇增兵华北，“两广事件”发生。胡恪恭、何功伟等人又印发《告全市工人、商人、学生书》，高呼“停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何功伟受到追捕，胡恪恭化装送何功伟去上海。

1936年夏，胡恪恭从省立高中毕业，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取消报考大学的资格。胡恪恭便按照何功伟“到农村去”的来信，于1937年到湖北棉产改进所，在随县棉区枣阳棉厂当了一名练习生。这期间，胡恪恭结识了一些青年，虽然离开了熟悉的武汉和火热的校园，却仍在继续寻求革命道路。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兴起。1937年12月，何功伟、胡恪恭到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何功伟任秘书，胡恪恭任助理干事。省促进会创办《战时乡村》刊物，何功伟任主编，胡恪恭负责校对与发行等工作。

1938年4月，胡恪恭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在红（黄）安七里坪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5月，胡恪恭由何功伟、林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胡恪恭为人朴实、谦逊，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从不炫耀自己。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胡恪恭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和张际春、罗瑞卿、滕代远的直接培养。他留校任指导员时，使连内指战员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完成了学习和战斗任务，被评为模范，受到滕代远的表扬。参加八路军后，胡恪恭历任连指导员、团总支书记、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团政治处副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斗。

二

1944年12月，胡恪恭所在部队从太行至河南。1945年10月，在桐柏与新四军会合，称中原部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胡恪恭任第一纵队三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突围时，纵队首长王树声等率机关随三旅跟进。途中，胡恪恭调任三旅九团政治处副主任。1946年6月26日，部队从河南光山县浒湾出发，突破敌人重围，打过平汉铁路，抢渡汉水，于7月初到达鄂西北，建立根据地，成立鄂西北区党委。三旅活动地区成立三地委，胡恪恭调任三旅副政委；成立均、郧、房中心县委，胡恪恭任副书记、县长兼组织部部长。三地委抽调九团两个连编为县总队，配合主力打游击战，宣传群众，创建县、区、乡革命政权。由于战斗频繁、联络困难，10月初,中心县委更名为均、郧、房县委。胡恪恭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兼县总队队长。

当时，敌众我寡，物资供给困难，敌人疯狂“清剿”，在内线难以坚持。胡恪恭等转到外线活动，离开均、郧、房地区，向南经青峰、台口、金斗过荆山到殴店附近，准备往兴山一带活动，恰巧与三地委政委张力雄相遇，传达上级“要坚持在原地区活动”的命令。胡恪恭等返回均、郧、房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将胡恪恭率领的3个连编为均、郧、房县独立营，胡恪恭兼任教导员。部队改编后，北返武当山区。部队日夜行军，因无给养、衣单被薄，于1946年12月26日上午才到达郎峪河的一座山上宿营，突遇两面山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夹击，激战数小时，独立营损失惨重。

战斗中，胡恪恭小腹被子弹打穿，腰部挨了一刺刀，失去知觉，黄昏时候才苏醒过来，伤口疼痛，流血不止，口中干渴。为避免敌人搜索，胡恪恭咬紧牙关，忍痛向前爬行到一个石洞里隐蔽起来。当时，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伤口里流出的血凝结成块。疼痛、寒冷、饥渴，交相熬煎，生命垂危！

“祸不单行”！天亮后，有一个人发现了受伤的胡恪恭，强行将他从洞里拖出来，背着走。胡恪恭见来势，知道此人不怀好意。虽然自己奄奄一息，仍作最后挣扎。在经过一段陡壁悬崖时，胡恪恭拼命从这人的身上挣扎下来，坐在地上，趁这人不注意，顺势往崖下一滚。崖壁上的树枝将胡恪恭托住。这人不敢下来。胡恪恭便从树枝上再滚，掉到崖下麦地，左腿跌伤，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被一位叫宋三爷的老人发现，说你一定是昨天在这里受了伤的新四军吧，便将胡恪恭背回家中，放在柴草房里养伤。

1947年初，反动派开始“清乡”。宋三爷又设法将胡恪恭送到不远的周木匠家里。周木匠的儿子、侄儿、弟弟及相邻的一位老人戴天星，对胡恪恭照顾极好，并几次代为打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均无消息。后来，“清乡”更紧，戴天星将胡恪恭送到30多里外的保康与房县交界的一个关帝庙里，设法让他在庙里教几个孩子读书。还到保康请来一位姓张的中医为胡恪恭治伤，他的伤势大有好转。胡恪恭在庙里教了7个月的私塾。当年7月，敌人又开始“清乡”。有一天早晨，突然闯进两个敌兵，将胡恪恭抓走，押到房县县城，对他严刑拷打，并决定处以极刑。处决胡恪恭的报告被送至武汉行营，由国民党第七绥靖大队大队长管慎之经办此案。因管慎之与我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便批示将他押到武汉行营处理。1948年1月，胡恪恭被转押至武汉行营后，由正在嘉鱼县当会计的胞弟胡恪民及妹夫徐鼎甲保释出狱。

三

1947年12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的“围剿”，恢复和发展中原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重新组建江汉委员会，下辖第一（洪山）地委、第二（鄂中）地委、第三（襄南）共3个地委②。解放战争时期，鄂南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白崇禧手握重兵坐镇中原，屏障江南半壁江山。如果人民解放军控制了鄂南，便能从水陆两路卡断敌人南逃之路，对解放长江以南极为有利。

为此，中原局江汉区党委不断派遣力量到鄂南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7月，胡恪恭被第三（襄南）地委城工部派到嘉鱼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嘉鱼—龙口—武汉—柯理湾的水上交通线，传送粤汉铁路南段和长江南岸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保障这条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成立嘉鱼中学地下工作组后，他工作至9月武汉大学进步组织“新垦地”成员廖蔚城（廖明朗）接替为止。

1948年9月，胡恪恭又奉第三（襄南）地委城工部的指示，以国民党少尉的身份作掩护回到崇阳，做国民党崇阳县自卫总队的策反工作。胡恪恭首先到石城杨林畈找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熊铭勋^③和同学熊光烈、熊光斗等人联系，先行试探摸底。但工作刚开始便走漏了风声。县警察局巡视大队带人抓捕，恰被正在县田粮管理处城区办事处任仓库主任的熊道保获悉。熊道保因与胡恪

恭是要好的同乡同学，立即电告熊铭勋，胡恪恭才得以安全脱险，返回武汉。接着，又通过同乡同学王栋的关系，做汉口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长王干的策反工作。

1948年底，胡恪恭奉城工部长郭伯诚的指示再次回到崇阳，决心要在重重困难之中打开做国民党崇阳县自卫总队策反工作的通道。此时，面对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曾在县游击队和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已辞职归家的同学江少林、陈其昌为保全性命，再三请求胡恪恭给其介绍工作。胡恪恭虽然知道江、陈与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熊铭缨有矛盾，但江、陈还有许多同乡同学在县自卫总队担任中级军官，发展江、陈为工作人员，既能为策反工作增添力量，又能为自己在崇阳的活动增加安全保障，当即答复他俩的请求。并安排江、陈两人将原部属中的可靠人员组织起来，以“崇阳武装工作队”的名义拉起一支队伍，由江少林任队长、陈其昌任副队长，有20余人枪。后来，胡恪恭又从武汉国民党溃军中搞到步枪13支，崇阳武装工作队扩大到30多人。主要任务是收集、侦察粤汉铁路沿线国民党溃军的情报动向，利用同乡同学同事关系，做崇阳县自卫总队中队长以上军官的分化瓦解工作，协助胡恪恭开展策反活动。同时，要求武工队的给养自行筹集解决，不得向老百姓摊派。江少林接受胡恪恭的工作任务后，找曾在县田粮管理处城区仓库任过主任的同乡熊道保帮忙。熊道保利用以前的同事关系，从杨林仓库借粮70余担，解决了武工队的给养。江少林见熊道保曾主持过熊氏祠堂的重建和《熊氏宗谱》的续修，正担任着抗战后在县城新建的“大众商行”董事长，与熊铭缨、邓菊馨等人关系十分要好，很有活动能力，便吸收熊道保兼任崇阳武装工作队副队长；又设法将熊道保安插到县自卫总队军需室担任军需，为胡恪恭做熊铭缨的策反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在此期间，胡恪恭除通过组建“崇阳武装工作队”做县自卫总队中级军官的策反工作这条途径外，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他读小学时的老师邓菊馨的关系，认识了早已是中共党员、又是其胞兄的邓勋元。胡恪恭与邓勋元商量，如何才能把手中拥有700余人枪、正担任着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且态度十分顽固的实力派人物熊铭缨反正过来？对此，阅历丰富的邓勋元认为，要策动县自卫总队上层实力派人物熊铭缨反正，必须通过邓家与熊家的亲戚关系这条渠道才能顺利解决。于是，建议胡恪恭与任军需主任的邓菊馨（熊铭缨的妹夫）的侄女结婚，让胡恪恭成为邓菊馨、熊铭缨的直接亲戚，形成密切的利害关系，才能使策反工作起到实际效果。随着邓勋元的参与和努力，经过“崇阳武装工作队”在粤汉铁路沿线的活动，以及县城青年学生的积极宣传，同时还有崇阳籍国民党退役将领程维黄以“江南地下第三军”④的名义，也在崇阳做策反工作。至此，对县自卫总队的策反活动在崇阳境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

1949年3月，崇阳县政府奉国民党十六绥靖区命令，为扩充自卫武装，将崇阳县自卫总队更名为崇阳县自卫团，由熊铭缨任团长。团部设政训室、军械室、军需室、副官室、书记室，官兵700名，有轻机枪8挺、追击枪2门、弹筒10余个、步枪480余支。在崇阳县境内，虽然还有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八大队一支武装，但实力远不如县自卫团重要。

当月，胡恪恭回到江汉军区汇报，城工部首长不仅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又提出了下步的工作要求。胡恪恭回到崇阳后，立即完成了与既是邓菊馨的侄女、又是熊铭缨的外甥女邓碧玉的结婚事宜。胡恪恭成了熊铭缨的至亲。因政治立场不同，为了安全慎重起见，胡恪恭与熊铭缨仍没有直接会面。

为了争取熊铭缨早日弃暗投明，胡恪恭返回解放区汇报之时，曾安排邓菊馨和熊道保迅速做熊铭缨反正的思想动员。1949年3月下旬至4月，邓菊馨、熊道保先后在县城“大众商行”同熊铭缨进行了3次密谈。宣讲战场态势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执迷不悟，即使不为自己想出路，也应为老婆孩子想出路，必须早做抉择”等内容进行开导。但熊铭缨先是沉默不语，继而发出“完蛋了、共产党已经睡在我的身边了！”的长叹，最后才留下“容我慎重考虑、三思而行”的一句话。

1949年4月下旬，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处于土崩瓦解之时，经共产党人邓勋元策动的崇阳县县长熊岱樵（为熊铭缨5代内堂叔）作出了让县自卫团放下武器的决定，并将一大队、特务中队、追击炮队移驻蔡墩垅上，仅留熊铭缨带三大队值守县城。随后，熊铭缨同意与胡恪恭见面，并派妹夫邓菊馨等人亲去汉口将胡恪恭接回崇阳商谈。与熊铭缨见面时，胡恪恭以“县自卫团是地方部队，官兵都是崇阳本地人，如果跟国民党军一起逃跑，只要离开崇阳地界，部队就会瓦解”“你我至亲，我不会害你”等话剖析县自卫团的处境。在场的人都同意胡恪恭的说法。熊铭缨当即表示“听胡恪恭的话（指跟共产党的代表胡恪恭走，而不跟国民党的代表程维黄走），愿意接受“从现在起，不做坏事，不欺压百姓，不侵害群众利益”的要求。当熊铭缨问到起义投诚后的部队番号、干部待遇时，胡恪恭答复：“我军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部队番号，起义后可改名为“解放军幕阜纵队”，干部待遇由上级任命。熊铭缨对此答复没有异议。

1949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黄州强渡成功，部队直抵江南。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不得不急忙撤离武汉，向南收缩。大批国民党军的车辆、货物纷纷经崇阳向南撤退。鄂南行署主任孙廷超、专员杨干逃到崇阳县城，封官许愿，企图负隅顽抗。为了阻止反动派南逃，防止熊铭缨等人反悔，胡恪恭带领武工队的江少林、陈其昌，到县城大众商行约见熊铭缨，商议对孙、杨等人的处理。此时，邓勋元、熊道保也在督促熊铭缨迅速行动。熊铭缨见胡恪恭进房，脸色骤变，勃然拔出手枪，对着胡恪恭大声嚷道：“胡恪恭，你来得正好，我要枪毙你！”手枪当即被站在身旁的熊道保挡住。见此，邓勋元怒责熊铭缨：“你简直是瞎胡闹！”胡恪恭却面无畏色，回击熊铭缨说：“好，我就让你杀，可你只能杀我一个胡恪恭，你的末日已经来临，还这么猖狂！”熊铭缨立即收容赔笑说：“我是试试你的胆识，你了不起，我佩服你。”经过这场插曲后，立即转入正常谈话。胡恪恭询问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熊铭缨立即付诸行动，完成起义的三大任务：一是当夜捉拿行署专员杨干等人；二是破坏国民党军南逃的崇阳至小岭公路；三是打击正在逃跑的省保安旅。熊铭缨当面答复要开会讨论，叫胡恪恭等待听信。当晚，会议讨论结果，意见不一。熊铭缨表示，起义的三大任务不能执行。会议没有结束，邓菊馨、熊道保迅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胡恪恭。胡恪恭怕发生意外，连夜返回武工队驻地杨林畈，随即写了一封信给熊铭缨：“这次起义未成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即使没有起义的机会，待解放军来到崇阳时，只要不抵抗，彻底放下武器，同样可以受到宽大处理”。由于熊铭缨没有执行胡恪恭当夜起义的任务，致使孙、杨率领的南逃部队于22日上午从县城逃窜到了湖南。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四十军120师358团直达崇阳县城对岸的茅棚街，炮轰了溃退的湖北省保安旅，因下雨河水猛涨，南门大桥被洪水冲垮，解放军与留守在县城内的县自卫团部分武装隔河相持一天，没有打仗。当夜，熊铭缨派人催胡恪恭赶到县城同解放军联系。胡恪恭通过邓菊馨带信给熊铭缨，要求把部队拉出城外，不要逃跑。熊铭缨便将驻县城的自卫团带到城西的白泉桥和大集山一带待命。第二天，胡恪恭同邓勋元带熊岱樵、熊铭缨进城，到解放军驻地，与师政治部主任郑为之见面，汇报情况。因部队要继续南进，离开崇阳，郑为之指

示将县自卫团的武装全部解除。

1949年5月24日，熊铭缨按照师政治部的指令，通知县自卫团所属部队全部开到县城西的洋泗桥公路一带集结，除周北寅所属自卫队外，其余500多名官兵由解放军驻军的一位参谋长主持，全部放下了武装。基于“崇阳武装工作队”的人员复杂，经胡恪恭同意，也同时解除了武装。

县自卫团和武工队解除武装后，士兵愿意当解放军的，自愿报名，有40多人由解放军的薛营长带去充实部队；不愿意当兵的，由熊道保给每人发光洋两元作为回家路费。中队长以上军官，由胡恪恭负责，组织他们在县城内“纪万年”楼上受训3天，大部分发遣散证明遣返回家，少数人留下参加支前工作。

县自卫团缴械投诚当天，胡恪恭同邓勋元便遵照师政治部主任郑为之的指示，成立了“崇阳县各界人民支援解放军前线工作委员会”，由邓勋元任主任，胡恪恭任副主任，熊铭缨、熊岱樵等人为委员。当日就在全县张贴了事先写好并印制的《告崇阳全县同胞书》，随后又配合进驻崇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冶军分区独立二团，大力开展筹集军粮马料，支援解放军前线作战和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等工作。

崇阳实现和平解放，公私财物无破坏，档案文献无损缺，且人心安定，社会秩序正常，是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形势下，胡恪恭联络共产党员邓勋元等人大力开展策反工作，促使县自卫团缴械投诚的结果。

四

胡恪恭在崇阳县自卫团全部解除武装的第三天返回汉口，向城工部部长郭伯诚、干部高开元作了汇报。郭、高说胡恪恭工作有成绩，将他介绍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重新安排工作。

1950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归俘干部胡恪恭进行了审查，结论意见为：胡恪恭系湖北崇阳人，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曾任我方纵队组织科长、团政副主任、县长等职，于1947年7月在鄂西北坚持游击战争时被捕，有叛变行为，且参加敌绥清大队，领少尉薪饷。但至1948年7月在汉口与敌方工作时，又与我方江汉军区城工部取得联系，经郭伯诚部长同意，以敌少尉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敌方情报，担任伪汉口警察总局二分局和伪崇阳县自卫团的策反工作。由于我党政治影响扩大、宽大政策的感召，加之胡恪恭急图立功自赎，故工作积极主动，取得了相当成绩。经常供给情报，策动了鄂南崇阳县自卫团于解放时自动放下武器，组织武工队在武长公路的崇阳地区打击溃退白匪军，争取了汉口伪警察二分局。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鉴于胡恪恭有自首变节行为，对其作出开除党籍、仍分配工作的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胡恪恭一直在湖北省交通厅民间运输管理局工作，历任秘书、科长、运输处长、副局长等职，直至离休。1987年9月22日病逝，享年71岁。

胡恪恭策反国民党崇阳县自卫团成功，为崇阳县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历史不会忘记！

_{①何功伟（1915-1941），湖北省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书记等职，著名革命烈士。}

_{②《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439、46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_{③熊铭勋（1899-1950），又名熊鼎三，崇阳县石城人，时任石城完小校长，后任国民党崇阳县政府秘书、代理县长等职。}

_{④江南地下第三军，是指由中共情报组织授予湖北、湖南等地起义部队的专属番号，军长由思想进步的原国民党将领田西原担任，兵力超过10万人，当时尚未纳入解放军体系的地下武装。}